作者：教育学部 汪子津
实习基地：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英才分校小学部2
作品获奖情况：2014级教育实习优秀征文、摄影作品、DV大赛（征文组二等奖）
前段时间，结束了所有教育学专业学生都要经历的大四教育实习。在这二十个工作日里，我写了十多篇日记，有些用来记录课堂，有些用来记录孩子们的童真，有些则是记录自己的疑惑与感悟。
相比于以往的暑期支教，这次的实习带给我的是不一样的体验，相比之下，这次的实习更加正式，因此，再次惊喜于孩童的可爱之时，我体会更深的是，教学的不易，家庭教育的缺憾，以及即使同在北京也依然存在的社会区隔。
1. 教学具有其他可能性吗？
实习期间，授课是最让我头疼的任务。翻看日记，对于教学的担忧与反思几乎是贯穿始末的主题，我也始终在教师与朋友这两种角色中寻找可能的平衡，虽然这种追寻最终依然没有答案。
我教授的科目是道德与法治，由于这门课的性质更接近活动课，所以我设计了很多游戏和比赛环节，直接讲授的知识很少，几乎都是从他们自己的体验出发，引出要讲的内容。课程性质和教学风格的结合，使得这些课的课堂氛围异常活跃，孩子们的兴趣被我调动起来的同时，我所担心的事情也随之出现：课堂实在太闹腾了。其实，对于课堂纪律，我的标准很低，考虑到孩子们刚从幼儿园进入小学，我从来没有指望他们能够整节课安静坐好，甚至觉得吵闹与兴奋才是正常的，但很显然，由于我的纵容，他们的吵闹已经到了不可控的地步。好几次，他们的吵闹声盖过了我的说话声音，尽管我知道他们并非故意扰乱秩序，只是对于好玩的游戏或好玩的话语，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，但其他教师使教室安静下来的功力与我的无力，让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。实习期间，我从来没有凶过他们，没有发过火，甚至没有展现过严厉的神情，唯一一次生气，我的表达方式竟然还只是在课后对那个孩子说，“我特别喜欢你，但是今天你这样，确实让我有些伤心，让我有些难过。”不喜欢发怒的性格，加上面对孩子时自然柔软下来的内心，以及对于伤害他们的丝丝担忧，都使得我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其他老师口中“好欺负”的教师形象。这确实为我带来了很多苦恼。直到实习结束，我都还没有解决困扰我的问题：如果不严厉，真的不能让孩子们懂得要遵守纪律吗？
实习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们，面对一年级的孩子，非常重要的一点，是要培养他们的规则意识、纪律意识。这么说来，我其实没有很好完成教师的角色扮演。还记得大二时上“社会学概论”这门课，老师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：“‘爱生如子’这样的话语不应该被推崇，它展现的是角色的错位。”当时，我对这话深不以为然。但似乎这次实习的教训却多多少少了对这句话做了注解：最初，我带着扮演实习教师的任务来到这个学校，然而在内心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却是朋友，二者的矛盾体现在了我与孩子们的课堂交往上。课后，我完全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，做一个倾听的朋友，玩耍的朋友。但在课上，很多东西并非我可以控制的，它们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。课堂内的权力关系，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了，而在这所学校，教师与学生的二分很明显，高高的讲台和矮矮的课桌是它的实物体现，当我站在讲台上，我所预设的一切美好朋友关系瞬间粉碎。此刻，我就是教师。所以，当我依然展现出那种朋友般的随意时，他们最多会将我视为一个好说话的老师，而非一个平等的朋友。
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在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中的说法，我恐怕没有达到一个教师的善，我没有完成老师们为我提出的纪律管理要求；但我也不免去想，这种善是谁定义的呢？我忍不住对严格纪律管理的合理性进行追问。的确，我们可以说，所有人都是这样过来的，他们现在所经历的，我们也曾经历过，我们完全可以按照已被证明可行的方式来开展我们的教育，但是，就算仅仅是出于好奇，我很想知道，另一种教育模式下，会培养出怎样的学生，怎样的人？
从这些毫无逻辑的话语中，我发现自己依旧是纠结的，没有确切答案的，茫然的。我第一次听课，写下“学校果然是规训的场所”，现在的我依旧这样认为。这种规训或许是必要的，但我想问，学校、课堂具有其他可能性吗？
2. 家庭教育的路怎么走？
自从有了微信群，家校联结似乎方便多了。的确，家长不必到学校，即可知道自己孩子的学习情况，教师也可以通过与家长的微信交流了解孩子们在家的表现。但是，几次与家长的交流，让我意识到，家庭依然是孩子一生教育最重要的起点，而这个起点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是那么难以把握。
图2 孩子们的室内活动
班上有一个孩子，坐最后一排，学习成绩不好，学习习惯也不太好，由于他患病，所以他的妈妈不敢让他受刺激。有一次，送孩子们放学回家，实习班级的班主任把他妈妈留下，聊了几句。说到孩子的家庭教育，老师先是小小地责备了家长，让她一定要多管管孩子，而家长为了证明自己对孩子的管教事实，说出了让我惊讶的家庭教育方式：往死里打，由于管不住孩子不惜选择自残……后来，从与老师和同学的交流中，我得知，孩子的妈妈在家对待孩子的方式，属于溺爱与打骂的结合体，既没有给他足够有力的引导，惯着他，而在孩子不听话时又采取打骂与自残这样最无力的方式。
我想，这并非个例，只是每个家庭的程度存在差异。在家庭中，孩子没有养成好习惯，在学校里，教师接过家长的教育接力棒，可是却因习惯的顽固性与班级授课的形式局限，教师难以从零开始培养孩子的好习惯，于是，教师又会将这种责任交付给家长，家长在压力下反而容易延续自己以往的错误教育方式，甚至变本加厉。就拿这个孩子做例子，在学校里，他从来跟不上其他同学的学习进度，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：在学校待了一天，却什么学习任务也没有完成，相当于在学校里坐了一天，玩了一天。两个月的学习，其实已经足够将他们拉开差距，这个孩子目前尚处于刚入学学生的水平，当面对同样的课堂练习，他的第一反应是“我不会”，于是便在无力中选择放弃，恶性循环下，我真的很担心他会面临辍学的后果。
对待这样的学生，班主任并非没有给予关注，甚至会予以特别指导。只是，这种特别关注毕竟是有限的。在班级授课的制度下，教师面对一个班的学生，她的精力有限，只能照顾到大多数学生，而对于那些稍微落后的学生，她所能做的，是在课后进行额外辅导。我始终认为，在现在的教育体制下，要求教师重视差异并充分关注每一个学生，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苛求。大班额，班级授课，考试成绩为最终评价，这些都使得老师不得不以一种标准化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教学工作。包括我在前面提到的，我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，其实也与此相关。当我想关注个体，发挥孩子们的个性，充分注意到每一个人时，我很可能面临课堂秩序失控的难题；所以，许多老师选择关注大多数人，选择统一与纪律，这是一种最保险的方式。而像这个孩子这样的学生，如果拥有足够好的家庭教育，那或许还能在家校联系里找到教育孩子的合适方法，然而现实却让人感到悲观。
在与学生家长的接触过程中，我发现，他们有一些在附近租房子住，这与当初校长向我们介绍的情况契合：这个学校接收的学生，有不少来自外来务工家庭。务工的繁忙，低教育水平导致的种种不利，资源的匮乏，都会在家庭教育中体现出来。尽管家庭教育是一个普适的话题，但对于这些家庭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。
3.教育能为流动儿童做什么？
我了解到，这个学校里有一半的学生都是外地户口，他们中的很多人会选择在五六年级时离开北京，回到自己的家乡继续接受教育。因为即使他们留在北京接受初中教育，在九年义务教育结束以后，他们还是要回去；不然，他们的选择只能是职业高中。所以，这个学校的五、六年级人不多，有一个班甚至只有十几个人。
对流动儿童一直有关注，但之前接触到的，都是那些在打工子弟学校上学的流动儿童，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普通的公立学校接触他们。和他们漂泊的父母一样，他们是漂泊的学生。
与那些在打工子弟学校学习的孩子们不一样，这个学校的教育条件要好很多，不论是硬件还是师资。我看了一下学校的教师构成，以本科为主，有几个硕士毕业生，尽管这样的学历在北京算不上多高，甚至完全达不到一些学校的入职门槛，但和打工子弟学校相比，这样的师资已经算不错的了。硬件方面，明亮的教室、多功能厅、方便的多媒体设施、卫生室、多种艺术室和实验室，种种这些，与北京市的各种教育资源一起，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不错的条件。应该说，他们是幸运的。
但是，当我设想孩子们离开北京回到家乡的情景，却完全高兴不起来。
他们回到家乡，如果父母留在北京，那么他们就将要与父母分离，这是家庭方面的问题；回去，意味着他们需要重新适应新的教育环境，新的教师与同学，新的学习内容，这是学习方面的问题。很多问题，都将在他们的人生中扎堆出现，而这些问题并非所有人都会遇到。
当然，我相信在经历这些之后，他们会对自己的身份与家庭有更加深刻的认知，这是一个触发点，它具有多面向，多种可能性。或许，这甚至会成为他们将来阶层跨越的动力。就好像每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，都具有原生的家庭动力一样，这些见过城市与乡村，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孩子，也理应具有向外探一探头的动力。当我痛心于他们的家庭教育，当我意识到他们父母社会资源的有限性时，我更加认定，这一经历不论从其本身还是从其结果来看，都将是有意义的。
教育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？我一直在思考，却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。现在，和以前一样，对于教育，我依然不抱有绝对的信心。我愿意部分接受再生产的理论，现实告诉我，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，教育的城市导向，的确在筛选着那些具有先天优势的人；但，我同样愿意相信我无比喜欢的威利斯和他的《学做工》，我愿意相信，有时教育可以充当撬动社会再生产坚固根基的那个动点。教育是一个不稳定因素，因为它涉及的是人。
值得庆幸的是，现在有很多人在做流动儿童教育，甚至在做工人教育，不论是研究还是教育实践，都必将产生意义。